drqk 根据《贿赂法》的规定，按普通程序审理而构成普通行贿、受贿罪和行贿外国公职人员罪的，将面临无限额罚金或最高十年的监禁或两者并罚。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12]就是要有效地规范和规制政府权力。之于行政法关系，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就是人权法中权利与义务主体。
[25]蔡进良：《给付行政之法的规制》，载《宪政时代》1998年第24卷第1期，第96页。但在我国体制中行政权力如何受到司法的约束，则是一个问题。[19]胡欣诣：《三代人权观念：源流、争论与评价》，《泰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69页。倘若行政主体制定的规则、决定与命令是违法的，则依据此规则、决定与命令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必然违背抽象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如果说合理的城镇化有益于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为城市发展提供动力，那么一些地方政府为加快推进城镇化、盲目为追求政绩而在未制定合理征地规划与补偿标准之前就肆意运用行政权强制性进行土地征地、旧房改造、房屋拆迁，则就是会严重损害农民的财产权、生存权，更有甚者会导致农民上访、聚众游行等群体性事件频发不断，甚至酿成悲剧发生，激发社会矛盾。
吊诡的是，现实中行政主体为政绩在行政过程中侵害公民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一方面，行政主体本应依据法律、法规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然而落地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时却侵害相对人的权益。所以全国人大授权司法机关对行政立法进行合宪性解释，可有效地实现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分工合作，防止行政主体随意扩张、膨胀行政权，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权实现。联合执法、综合治理也是如此，一般由地方党政动员多个部门共同面对之前被忽视的问题，每个部门仍然遵循既有的职能分工，执法人员仍然依照系统内执法规程推进。
考核大多依赖下级执法机构的材料上报，有时也从相关机构收集数据。中国是个超大型国家，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却实行单一制。责任书更多反映上级部门和地方党政的意图，有时实施起来困难很大，若强力完成执法任务，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可能导致非正常上访、群体性事件、执法对象自杀事件等。按照这种逻辑发展，基层执法的责任就是无限的，不可能停留在法律规则限定的范围内。
领导小组是一种临时性制度设置，它将科层体制下分工明确的部门加以统合，共同为某项临时性任务而工作。责任是权力的伴生物，用责任约束权力构成了权力制约的基本形式。
〔２９〕第三，块块的协同治理机制，将重要问题中心工作化的模式，可以推进执法，但也可能是阻碍严格执法的力量。块块的治理协同机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二，地方党政推动的专项整治，效果往往有短期性，容易反弹。主要是地方党政领导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召开动员大会，宣布党委决策、组织安排、工作任务、考评办法等，在党政体系内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强化形势。
在考核指标体系中，社会稳定事项往往属于一票否决的指标，如果执法引发了社会不稳定，执法工作做得再好，工作绩效也被视为零。它有时也会以示范创建的形式进行，其实质是借用专项行动的动员和操作模式，通过下级各执法机构的锦标赛竞争方式，激励执法机构在实践中创新。总的来说，与西方国家的执法属于法治系统内部事务有所不同，在中国，党政体制对基层执法有着巨大的塑造作用，形成了条条推进执法、块块协同治理、政治伦理嵌入的特色基层执法模式。在指标化—竞争性机制下，不同的指标之间可能有所冲突，指标与有效执法之间也可能存在鸿沟，条条推进机制因此存在张力。
最常见的执法协商有几种情形。在具体工作中，党委实行归口管理，即按照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性质划分特定领域（口），由党委职能部门或特定领导主管或联系负责。
党政体制塑造的基层执法模式，在实践中产生了复杂的后果和影响，表现出以下特征。更多法律规范的实现，经由并依赖行政执法系统。
因此，执法受到来自条条和块块两个维度的塑造，其核心在于执法工作如何在条条中推进，以及在出现难办问题时块块如何回应。第二，日常监管制度化，要求管理制度全面、执法制度齐备、监管档案清晰等。（四）执法过程协商化 受政治伦理的嵌入机制的塑造，基层执法过程呈现出协商化特征。与此同时，由于执法力量和执法能力有限，许多违法行为未被国家觉察，或国家虽有觉察却无力执法，违法不究现象几乎是基层社会的常态。执法系统内广泛实行行政承包制，具体工作任务分解之后，执法机构需要向条条中的上级、同级政府签署类似于军令状的责任书。党政体制内的口，有的由党委直接领导（如党群口、统战口），有的属于政府工作（如文教口、农业口），还有的跨不同性质的部门（如政法口）。
所有行政部门几乎都有各种考核，包括专项考核、月度考核、季度考核、半年考核、年终考核等。也面临块块上的地方领导问题，即被部门化分割的执法机构如何接受地方党政的领导，处理同地方党政系统的关系。
与改革之前及之初的政治运动广泛动员干部群众不同，目前各执法部门的专项行动并不动员群众。（三）执法工作考核 基层执法机构要应付各种检查与考核，应付考核本身也成了日常工作。
条条的执法推进机制的不足和问题，本质上源于科层制本身。在规则调整模式尚不稳定的现实背景下，这些问题并非执法机构所能独立解决，往往需要党政体制的协调、推动和资源投入。
第二，可以在执法部门体系内部，迅速整合资源完成行动所设定的目标和任务。执法对象也可以创造性地运用它们形成舆论，对执法者构成压力。也有学者进行了类似于西方街头官僚理论的研究，将执法者置于受制约的场景下，对执法过程进行行动策略分析。然而，党政体制为何要对基层执法机构施加压力？基层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为何会接受权责不对等的制度安排？这些问题的答案，仅着眼于行政是不够的，需要切入政治伦理。
在中心工作模式下，程序、期限、证明标准等仅仅意味着考评时的风险，而中心工作出差错却是现实的危险。专项行动大多是对本部门、系统内已有执法任务的承接和再分配，很少超出既有工作范围。
从理论上说，执法具有权威性、主动性和单方面性，对相关法律关系具有主导权，执法机关单方面的认识、认定、动机、目的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执法导致社会不稳定事件的发生，就意味着工作没有做好。
不同条条的执法目标、功能和利益有所分化甚至冲突，党委政府需要从中分出轻重缓急，这是行政资源约束下不得不的选择。然而，在中国的法学教科书和主流执法研究中，很难见到执政党的因素，党政体制的影响几乎被视而不见。
块块的治理协同机制以党政发动的专项整治为主要着力点，其实质是党委决策将需要整治的问题转化为地方党政的中心工作。执法经济学理论对社会结构和执法体制做了形式性预设，通过演绎建立形式模型。对执法者而言，执法任务需要完成，社会稳定问题更是触碰不得，因为它在系统内是一票否决的。在执法系统内，所有的上下级关系中，下级总是权力小、责任大。
党政系统内部，上下级政府、政府与部门之间也缺乏事权和财权划分的清晰法定依据。对于抵制执法的行为，可以合法动用强制措施予以惩戒。
党的领导不是直接用党的命令来指挥政府，也不是用党组织替代行政和执法机构，而是在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范围内，通过一系列政治、思想和组织的制度和机制，运用意识形态、组织、纪律、工作管理等多种工具来实现。通常情况下，要根据具体治理事务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
这些研究都没有在执法机构所处的政治体制环境方面着墨，大约因为在西方法治国家，执法属于具有自洽性的法治系统的内部事务，受政治体制影响并不大。群众工作意味着政治性。
